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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二政变:4方预谋勾结清党鲁迅为何说从未见过这样杀人?
发布日期:2022-04-06 23:17   来源:未知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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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是蒋介石的旧游之地。在这里,他外可以争取列强支持,内可以得到江浙资产阶级的援助,还可以利用黑社会充当打手,具有其他地区不具备的优势。因此,蒋介石一到上海,立即召见白崇禧,表示清党决心,随即夜以继日,紧张筹划,准备政变。

  首务是确定清党方针,组成营垒在二大所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占多数。因此,蒋介石采纳陈果夫在南昌时的建议,企图通过这一组织提出清党方针。

  3月27日,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及邵元冲、马叙伦、蒋梦麟等迁入龙华交涉公署,吴稚晖提出,为保密计,在清党明令未公布前,均不得外出。同日,蒋介石等举行会议。

  吴稚晖主张,“由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弹劾员及跨党分子谋危本党,摇动后方及卖国之行为”,“然后再由监察委员会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之非附逆者开会商量”,至于“开除及监视一切附逆及跨党之首要等”,则“听候代表大会裁判”。

  28日,继续讨论,当日会议情况,据《邵元冲日记》所载为:“介石谓湘芹(指古应芬)处已去电促其速来,而李德邻(宗仁)、黄季宽(绍竑)、李任潮(济深)日内皆先后将至,故拟待彼等到后再行决定。”同日,李宗仁应蒋介石之邀到达上海。

  在武汉时,李宗仁就认为两湖地区的群众运动“越轨”,以致“市况萧条,百业倒闭,市上甚至有时连蔬菜也买不到,而工人店员等则在各级党部指导之下,终日开会游行,无所事事”,到上海之际,又适逢工人向白崇禧请愿,途为之塞,更增加了反感。他和白崇禧都认为“上海一团糟”。

  见过了白崇禧,李宗仁便去见蒋介石,建议蒋“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下去”,并提出将第七军一部调到南京附近,监视不稳部队等设想,蒋介石表示说:“我看暂时只有这样做了。”

  当日晚,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古应芬、李石曾等举行所谓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首由吴稚晖报告“谋叛情形”:“陈独秀明言二十年内实行共产,已人之员谋叛及不利于中华民国之种种行为”,提议纠察,实行所谓“护党救国运动”。

  蔡元培附议,要求“取消人在之党籍”。李石曾则表示,“护党救国运动”乃是向前革命之性质与决心,以与变相之帝国主义专制政体奋斗,并非退后或保守之运动,如所诬加于者。这次会议后来被视为清党的发端,实际上,一切在27日的会上已经决定,此会不过是过场而已。

  继李宗仁之后,李济深、黄绍竑也于4月1日自广州抵沪。二人此行极为秘密,为此黄绍竑登程时甚至剃去留了六七年的胡子。4月2日,蒋介石、何应钦、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陈立夫、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在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会议,蒋介石说:

  “十三年国共合作,加入的时候,他们就不怀好意,他们的组织仍存,并且在我们党内发展组织。自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之后,这种阴谋日益暴露。北伐军到了武汉,中央某些机关和某些个人受了分化或者受了劫持,把武汉和南昌对立起来。因此,现在如果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就要被所篡夺,国民革命军就不能继续北伐,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

  但是,他又表示,自己手中所指挥的军队,很多中下级军官都是共产分子,不服从调遣,若着手清党,恐怕激成剧变,没有什么办法了,只好即刻回奉化去。

  与会诸人都。李济深叙述了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动的情况,他说:“如果不早日清党,早日,其他各县的农民都将起来效尤,广东就无法维持了。”

  “现在要是很容易的。其所以不敢,是因为碍于中央党部和省党部的那些人和他们的同路人用党部的名义维护着农民。”他表示:“必须早日清党。”

  何应钦报告了南京事件的情况,他把事件的责任加到人的身上,说是:“鼓动士兵和地痞流氓抢了、打了外国领事和外国侨民,才引起外国兵舰开炮轰击的。”

  “第一军驻在上海的两个师,第二师师长刘峙老实些,执行命令认真一些,他们就贴标语,散发传单,要打倒他;第一师师长薛岳灵活些,与他们表面上接近一些,他们就贴标语,散发传单表示拥护。如果这种情况长此下去,我们的军队也要发生变化。”

  他表示:“你们让我先在上海动手,把窠巢肃清之后,各地自好办了。”吴稚晖大讲了一通,已经变成了“火中取栗的猫脚爪”。他满口无锡话,别人不大听得懂。

  当日晚,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古应芬、李石曾、陈果夫、黄绍竑、李宗仁等举行所谓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二届第三次全体会议第二次会议,讨论吴稚晖4月1日提出的《呈中央监察委员会文》,吴称:

  “现在在各地已公然提出打倒、打倒之标语,去年武汉所发之印刷品,亦公然有推翻本党及卖国之言论。我辈为中国党员,对此自应急行断然之处置。”

  他并说:“至于叛逆分子,因其有危险行为,故必须先行看管,以待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判决。”接着,蔡元培提出了一份《在浙祸党之报告》,计有阻止入党,煽惑民众,扰乱后方,压迫工人等四项。

  会议根据吴稚晖的建议,将中央执行委员分为三类:甲类,纯为本党忠实分子,计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蒋中正、丁惟汾、戴季陶、李济深等31人;乙类,态度可疑之分子,计恩克巴图、经亨颐、王法勤、屈武、吴铁城等8人;丙类,共党分子及附和共党分子,计谭平山、林祖涵、李大钊、徐谦、于树德、吴玉章、杨苑安、恽代英、、许苏魂、陈其瑷、夏曦、邓演达、董用威、、詹大悲、顾孟馀等79人。

  此外,并开列了中央监察委员及各省党员179人,与丙类同属于“应先看管者之列”。会后提出了一份《中央监察委员会咨》,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以非常紧急处置,姑将所开各人及各地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予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4月8日,吴稚晖等继续举行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9日,由邓泽如领衔,黄绍竑、吴稚晖等8人联名的所谓《护党救国通电》完成,该电指责武汉联席会议及二届三中全会的种种措施和决议,认为有“不合者二”,“可痛心者”十一。电文称:“险象如此,能再安缄默?爱痛切陈词,望我全体同志,念之危机,凛丧亡之无日,披发缨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

  为了发动政变,蒋介石必须拥有充裕的经费,因此,又竭力拉拢江浙资产阶级。早在南昌时期,蒋介石就和上海资产阶级的代表之间有过协议,到上海后,又一再甜言蜜语,以取得资本家们的欢心。3月26日,蒋介石在接见虞洽卿时表示,“维持资本家主张”。

  “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显。此后仍以协助为期。关于劳资问题,在南昌时已议有办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

  蒋介石的表态使上海资产阶级感到满意和放心。月底,蒋介石以总司令部的名义任命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委员15人:

  主任陈光甫,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委员虞洽卿,时任上海商业联合会主席;钱新之,“北四行”联合准备库副主任;吴荣鬯,中国银行总文书;秦祖泽,钱庄业代表;汤钜,交通银行代表;顾履桂,面粉业代表;王晓籁,闸北商会会长;徐国安,盐商和纱厂业代表;陈其采,浙江财政委员会主任。

  通过这个组织,蒋介石将江浙资产阶级紧紧抓在手里;这个组织也积极为蒋介石筹措经费,当时,蒋介石以“前方军需紧急”为理由,要求该会迅速筹款1000万元。4月4日,通过陈光甫、陈其采的活动,以二五附税作抵,银行公会提供借款200万元,钱业公会提供借款100万元,月息7厘。上海工商业联合会并向蒋介石的军需处长徐桴表示,自动认捐500万元,“惟求商界与总工会平等待遇,免受压迫”。此后,江浙资产阶级继续以各种方式提供了大量经费,保证了蒋介石的需要。

  上海黑社会是蒋介石的理想打手。开埠之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庇护下,上海逐渐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流氓、帮会阶层。

  其成员盲从、拼命,适宜于供驱使。蒋介石到上海后,即指派帮会分子董福开、张伯岐等组织上海工界联合会。工部局警务处4月2日情报称:“蒋介石正在组织上海工界联合会,以对抗目前的上海总工会的活动,其成员均为蒋介石的党徒。”3日,该会挂牌出笼。同时,蒋介石又指使帮会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成立中华共进会,积极准备向上海工人阶级进攻。

  工部局警务处情报称:“闸北及高昌庙上海总工会武装工人的非法活动,已经在蒋介石的参谋人员中引起强烈不满”,“共进会正准备突袭上海总工会办事处,解除其中人员的武装。突袭将由青帮分子进行,便衣士兵协助”,这一情报显示,蒋介石等已经制订出周密而细致的行动计划。

  当时,驻扎上海的国民革命军为第一军第一师与第二师。第一师驻扎闸北,师长薛岳左倾。上海总工会为表示欢迎,开过几次联欢会士兵和工人的关系比较融洽。白崇禧不放心,即将第一师调往南市,另调刘峙的第二师进驻闸北,以便严密监视上海总工会及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

  刘部进驻后,上海总工会继续以联欢会的方式,联络第二师士兵。4月5日,蒋介石下令将第一、第二师全部调离上海,并令第二十六军周凤歧部于6日起到上海接防。周凤歧的队伍刚刚脱离军阀营垒,执行任务自然较为可靠。

  至此,蒋介石的清党部署已经完成,剩下的只是选择恰当的发动时机了。4月6日,蒋介石派兵封闭了总政治部在上海的派出机关,攻击以邓演达为首的总政治部“迷惑军心,背叛主义,违反军纪,分散国民革命军势力,破坏国民革命军战线”。同日,开始检查新闻,下令自即日起,所有来自武汉的电报、函件、报道,总政治部的各种“反宣传广告”,一律不许刊登及转载,如故意违抗,即按戒严条例惩办。

  蒋介石的这一行动既出于钳制舆论的需要,也显示了他对于武汉国民政府的对抗。8日,蒋介石指派吴稚晖等15人成立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统揽全市军事、政治、财政、党务各种权力。这就在实际上取消了为武汉中央所承认的上海临时市政府,为政变作出了又一项准备。

  上海工人阶级做好了战斗和牺牲的准备,完全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是阴谋和欺骗。

  蒋介石到上海后,多次肯定工人纠察队的合法性。3月27日,蒋介石对记者称:“他们如有组织,有纪律,按照党义,可以武装自己。”28日,在会见上海总工会代表时又表示:“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30日,又对日本记者表示,纠察队“系工人自卫上所必要者”。4月6日,工人纠察队举行授旗典礼,他赠送“共同奋斗”锦旗一面,以示鼓励。蒋介石企图以这些做法麻痹中共和上海工人阶级,同时,则磨刀砺刃,准备动手。4月8日晚,蒋介石觉得一切就绪,便离开上海,前往南京,让白崇禧放手行动。

  9日,根据蒋介石的命令,颁布《战时戒严条例》12条,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以白崇禧和周凤歧为正副司令。l1日,杜月笙派人持帖邀请汪寿华到杜公馆赴宴,商量“机密大事”。当夜,汪寿华被害。同日夜,杜月笙亲自拜见工部局董事费信惇,为流氓、打手取得了通过租界的许可。12日晨,各处流氓、军队按照预定计划同时动作,向工人纠察队发起进攻。

  上海总工会会所设于闸北湖州会馆。当日4时,约有六十余名便衣,臂缠工字袖章,向会所放枪。工人纠察队被迫抵抗。不到10分钟,大批第二十六军士兵开到,缴去所有便衣的枪械,并用绳索捆绑。纠察队见状,热情招呼士兵人内吃茶抽烟。

  第二十六军团长邢霆如邀请纠察队总指挥顾顺章去师部商议解决办法。行至半途,邢团长突然变脸说:“他们的枪械已经缴了,你们的枪械也应该缴下才好。”于是,士兵立即卸下了顾顺章及随行队员的枪械。邢团长随即要求顾顺章回会,下令全部纠察队员缴械,遭到拒绝。邢团长便改令纠察队将枪架好,后退三步,并用机枪瞄准。纠察队员无奈,只好照办。至此,总工会即被占领。

  商务俱乐部(东方图书馆)是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所在地。5时20分左右,有身穿党军服式,臂缠工字符号的二三百人向俱乐部冲锋,击毙纠察队副队长杨风山。工人纠察队奋勇抵抗。8时许,第二十六军派第五团前来,携函称:“贵处与某方发生误会,此种不幸之事件,应即双方停战(吹号为记),敵部特派第五团邢团长前往调停,如有某一方面不服从调停者,即解决某一方面,调停时间以11时为限。”

  邢霆如要求纠察队派代表前往总工会交涉。正谈判间,周恩来赶到,表示可负全责,即随邢至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在那里,周恩来严词斥责了的背叛行为。在此期间,邢霆如回到俱乐部,召集工人谈话,宣称第二十六军系“民众之军队”,保证不缴纠察队的枪,要求派一连徒手士兵与纠察队徒手游行,“表示切实联络”。在纠察队出发游行时,该团即乘机入内,占据俱乐部。

  闸北商务印书馆印刷所是工人纠察队的重要据点。当日5时,有六名便衣手持盒子枪自租界出来,向印刷所冲击。正在双方对射之际,大批第二十六军士兵开来,大喊:“不要打,都是自己人,不要误会,我们是来调解的。”随即令守卫开门谈话,一拥而入。

  除上述地点外,闸北天通庵路栖流所、南市华商电车公司、三山会馆、浦东、吴淞等处的工人纠察队,也都受到流氓、军队的围攻,陆续被缴械。总计当日纠察队牺牲120多人,伤180多人,被缴步枪3000余支,机枪20挺,手枪600余支。事后,白崇禧、周凤歧等张贴布告,诿称工人械斗,为保障“地方安宁秩序”,“不得不严行制止”,企图以墨写的谎言掩盖真相。

  但是第二十六军第一师师长伍文渊当时就对《新闻报》记者承认,此次行动“系因白总司令奉蒋总司令密令”。1933年,白崇禧在一次演说中交代了其中底细:他从蒋介石那里接受了“清党”任务后,即向租界各领事交涉,“请允许清党军队通过租界进攻共党”;他之所以派便衣队暗藏短枪,假扮工人进攻,是为了“出其不意”。

  工人纠察队被缴械后,上海总工会立即发布总同盟罢工令,声明“军事当局与租界中敌人默契,昭然若揭,事实俱在,证据确凿。本会至此,惟有宣告上海总同盟罢工,以为抵抗。本会所领导八十余万工友,誓死奋斗”。同时,通电全国,说明有关情况,电文沉痛地说:

  “此等举动在帝国主义军阀为之,吾人亦视若寻常,今乃竟由革命之北伐军对于革命之工人纠察队为之,实为国民革命之污点,吾工人甚为耻之。”

  当日上午,由济难会发起,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市民大会,提出交还纠察队枪械,肃清工贼、流氓及一切反动派,保护工会等五项要求。

  会后,工人齐往湖州会馆,要求交还总工会会所。“不顾性命,号哭冲进”。同日,原定在南市公共体育场召开的迎汪复职大会也临时改变主题,由主席团提议去龙华向白崇禧请愿。白崇禧托词公务忙碌,由秘书主任潘宜之接见代表,数万群众则鹊立于门外。在群众浩大声势的压力下,潘宜之接受了代表们提出的部分要求,实际上不过是虚与委蛇,旨在欺骗群众散去。

  这一天,浦东、沪西工人因参加南市大会被阻,只能分头开会,决议罢工。13日,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工人群众大会。由于军队沿途堵截,仅闸北工人到会,但人数仍达10万人左右。赵世炎、周恩来出席了会议。

  会后整队赴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立即释放被拘工友,发还枪械。行至三德里附近,突有兵士多人从各里弄内冲出,向群众开枪,旋复用机枪扫射达十五六分钟。群众因大队拥挤,不及退避。士兵们在街上横冲直闯,如疯如狂,逢人即打,遇旗即撕,群众当场伤毙约百人。在事变后3天中,上海的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大多数也被杀害),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牺牲。

  事后,刽子手们为了掩饰罪行,将上次俘获的直鲁联军俘虏数十名押解游街,前导大旗,指为总工会通敌证据,声言工人及直鲁军围攻司令部,士兵不得已而自卫。但是,这种欺骗同样不能遮住人们的眼睛。

  郑振铎、胡愈之、周予同、李石岑等人当时住在闸北,目睹惨剧,于次日致书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三人,愤怒抗议:“受洗礼之军队,竟向徒手群众开枪轰击”,“三一八’案段祺瑞之卫队无此横暴,‘五卅’案之英国剑子手无此凶残”。

  一、国民革命军最高军事当局立即交出对于此次暴行直接负责之官长士兵,组织人民审判委员会加以裁判;二、当局应保证以后不向徒手群众开枪,并不干涉集会游行;三、在中国统辖下之武装革命同志,应立即宣告不与屠杀民众之军队合作。

  “大计非弟等所愿过问,惟目观此次率兽食人之行为,则万不能苟安缄默。”

  15日,《时报》以《闸北居民致政治委员会函》为题,刊登了这封信的大部分内容。“四一二”大屠杀目睹者鲁迅说:“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

  屠杀后,白崇禧即派兵重占湖州会馆总工会会所。下午3时,工界联合会的董福开等人赶来,殴打并驱逐原总工会职员,霸占文件、印信,宣布奉白崇禧面谕,将上海总工会与工界联合会一律取消,成立上海工联总会。

  4时,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也再次被军队占领。与此同时,其他进步组织、团体纷纷被取缔。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被封,十余名正在开会的执行委员被捕;上海特别市党部被陈群、潘宜之、吴倚沧、罗家伦等武装接收;学联、各界妇女联合会被改组;上海总工会机关报《平民日报》被关闭;中国济难会被占领……

  “四一二”政变立即得到了中外反动派的欢呼。4月14日,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联名通电,宣称:“不忍坐视数千年礼教之邦,沦于兽域,干净之土,蒙此秽污。同人急起,邀集同志,揭竿为旗,斩木为兵,灭此共产凶魔,以免遗害子孙。”

  日本报纸发表文章称:“上海政变固然意味蒋介石一派与武汉派之决裂,同时亦意味驱逐在武汉派后面之鲍罗廷以下之俄国势力。”“此一目的与北方军阀之主张实属一致,孙传芳与蒋介石一派,除此问题以外殆无相争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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