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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研究︱桑兵:写得好与写得好看史学论文的写法
发布日期:2022-03-17 10:27   来源:未知   阅读:

  关于如何写好史学论文,之前已经谈过一些想法。由于主要是面向新进,优先考虑当务之急,大体限定于文字表述的通畅达意等基础问题。而写好历史学的学术论文,绝非如此简单,主编和刊物希望就此进一步探究一下较为具体深入的层面,例如如何炼字。只是如此一来,首先就要解决什么才是写得好的史学论文的判断标准,否则各说各话,无所适从,无法下笔。

  研究与教学不无相通。时下各方都主张大学应该首重讲课,认为讲课才是教书育人之道,科研则是老师自己的事情。与此相应,学生的主要精力应该用于上课听讲,自动和自主性的学习,反而在其次。这与五四前蔡元培接掌并改造北京大学的精神主旨可谓背道而驰。蔡元培的看法是,大学必须讲究学理,因而只办文理两科,其余技术性的学科,应改为专科,一概剥离。教师必须有研究才能上课,而讲课不能一味照本宣科,以便引导学生逐渐进入研究状态。与此相应,学生不能只是被动听授,而以自动和自主学习为常规形态。清季以来的学制设置,从初中以下的普通学到大学阶段专门学的过渡,在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阶段就已经完成,因而进入大学后学习方式的转变是水到渠成之事,没有什么难处。流弊之一是学生往往不上课,如北京大学上课的大都是旁听生或偷听生。正式生虽然多不上课,却不乏学习和探索精神,顾颉刚就是听了两年的戏,听出一本孟姜女的传说,比古史辨更能彰显治史法门。

  如果以上课为主要形式,讲得好不好自然就成为重要的考察指标。问题是以研究为基础的大学讲课,好坏的标准如何确定。师业有三,授业、解惑、明道。金毓黻进一步分了层次,认为小学老师可以授业,中学可以解惑,大学应该明道。所谓明道,按照陈寅恪的解释,是道统的传授渊源,引申而言,就是学问的来龙去脉及其相互关联,即考镜源流,辨章学术。以此为准,能够全面胜任而愉快者并不多见。后来学生的回忆,主要是从讲得好听与否立论,至于讲得好不好,却难以分辨。一般而言,大学授课,老师的程度越高,学生听懂越难,所谓深入浅出,要么可遇而不可求,要么迎合从俗而已。所以,讲得好听则往往不好,讲得好则往往不好听。时下所谓好的课,大都是好听的网红课程,但如果以讲得好听为典范,恐怕很难红过百家讲坛这样的大众化评书。至于是否讲得好,除非是常识性的基础课程,同样的水准有好听与否的效果差异,如果以学术内涵的高下论,越是高明则懂的人越少,听不懂或许恰是讲得太好所致。真正叫好又叫座的讲授,几乎不见记载。

  与上课讲得好和讲得好听的分别类似,写论文也有写得好与写得好看之分。史无定法,好的史学论文自然风格各异。也就是说,文字迥异的论文可能都写得好。不同的高手研究同一问题,撰写同题论文,展现出来的一定是异彩纷呈,而不是千人一面。教学中曾经多次谈及几位近代史研究大家的不同文字风格,可以说是大异其趣。其中之一即金冲及先生。金先生的文字,通篇白话,很少文白相间。一般而言,纯粹的白话文一是说理不够有力,二是文字难免冗长。可是金先生的文章不仅要言不烦,而且蕴含至理。如果不是有心养成,万难达到如此境界。当然,过于白还是存在炼字的空间。近来金先生本人就提及胡绳曾嘱其删去多余的“的”字,使得文章看起来更加精炼。增加副词虚词,是当年人们关于如何写好白话文的妙诀,其实文白差异绝非只是增减一些词类这样简单。至于说理一面,早期倡导白话文的理据之一,正是文言文难于说理,而事实上却是文白相间说理的力道或许更强。提倡白话文的傅斯年撰写史学论著,有时甚至全用文言,可见有其便利之处。像金先生那样几乎直白却有理有力的文字,并不多见。

  文以载道,文体文字等等形式关乎内容,不过主要还是内容决定形式。学术论文的好坏,基本上是由研究的高下来决定。文字表现好,可以使文章好看,但是在论文是否写得好的层面,并不起主要的决定作用。能否写好一篇历史学或相关的学术论文,关键是作者在研究的层面是否具备三个主要条件:其一,充分掌握前人的先行研究。其二,充分掌握相关的资料。其三,恰当认识历史问题本身。必须三方面兼备,才能奠定写好一篇学术论文的基础。

  全面切实掌握先行研究,是确定一项学术研究的起点及其在整个发展脉络中的位置所不可或缺,否则不知从何处起步,往何方努力,要么一厢情愿,要么漫无目标。同时这也是一篇学术论文的起始开篇。这一本来天经地义的事情却未必得到落实。检讨过往的研究,不少论著完全没有先行研究的论述,仿佛都是白手起家,读者无从了解所研究的问题前人是否已经有过探究,依照时序,哪些人在哪些方面有何种程度的贡献,到作者开始研究之时,这一问题的研究呈现何种状态,作者将如何展开自己与众不同的研究计划。出发点的模糊,使得该项研究变得难以捉摸。过去有外国学者说,研究中国最好从日文论著入手,中国学者视为奇耻大辱。其实此说未必是无视中国学人的贡献,而是海量的论著鱼龙混杂,有许多根本不提前人的贡献,其中夹杂大量的低水平重复,连前人已经达到的程度尚且不及。这让外国尤其是母语为字母文字的学者在着手研究既定问题时头疼不已。从日文论著入手,毕竟日本学者得汉字文化圈之便,可以借由其手将前人的相关研究梳理一过。

  或者鉴于学界著述过滥,又高度自信,索性一概不看前人研究,一切从头开始。尽管见识不错,出手不凡,毕竟难以完全避免陷入重复研究的泥淖,以至不免有抄袭之嫌。

  学位论文关于前人研究的交待有硬性规定,可是不能把握如何论述先行研究,又产生种种偏蔽。有的以不知为无有,宣称前人没有专门著述,实则相关专著已有好几本,疏于查找而已;有的故意顾左右而言他,旁征博引一大堆,偏偏漏掉最为直接也最为重要的论著;最为常见的则是写成综述,担心挂一漏万有不规范之嫌,宁可填上一堆,不敢放过一个,罗列各种论著目录,仍然不能把握已有的进展和自己的起点。叙述先行研究,必须紧扣自己的主题按照时序和层面交待与本题相关的贡献,能够清晰呈现自己的出发点。综述式的叙述,仿佛所有空间已经填满,只好不断用但书加以贬抑,否则似乎已经无话可说了。

  先行研究不仅可以明确起点,更为重要的是,能够显示自己的研究取向在整个研究脉络当中究竟具有什么价值和发展前景,也就是一般所说的问题意识是否清晰明确。

  是否掌握相关史料以及掌握的程度如何,因人而异。照狭间直树教授的看法,一般用百分之五十的时间可以掌握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的材料,再用百分之五十的时间可以多掌握百分之五至十的材料,还有百分之五至十的材料可遇而不可求。问题是,没有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找资料犹如秉烛夜行,漆黑一片,不知边际何在,究竟到手的材料占比多少,心中无数。在读过书懂得从目录入手且做法得当者,或许看到百分之五十即可出手,而且大体不错。否则始终如盲人摸象。

  材料收集到手很多,如果不能恰当解读,等于没有掌握。解读材料要尽可能比较不同的记载,疏通前后左右的关联,尽量少在撰写阶段才借助外力,包括其他学科以及域外学界。不要总是看到材料中的意思觉得没意思,视而不见,偏要从八竿子打不着的不相关中间找出意思来添加上,那才是真的没意思了。所以掌握材料的程度与读书多少成正比,但是不一定与特定具体问题的材料获得多少成正比。

  一味用找材料的办法做研究,不经放眼读书的阶段,每换一题目,都如同白手起家,做来做去,不过于下过手的几个专题有所认识,对于历史的整体以及各部分的相互关联,依旧茫然。而历史是彼此连贯的整体,窄而深的研究,很难避免偏蔽。所以,专家之学,本来受人诟病。抗战结束后,王锺翰即针砭学界的时弊道:“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专家之道日趋狭窄,看其他的相关研究便无从知道材料的种类分布及主次轻重,谈不上掌握材料的边际以及占比多少,更无法依据材料建立历史事实的系统认识。若是自身的研究只见皮毛,甚至连当行也不易拿捏得当。

  认识历史问题,当然要掌握前人的相关研究并且充分占有相关资料,可是,一般而言,除非亲自下手,很难在所有方面都能够认识到位,如此一来,自然难以判断是非高下。掌握了前人的相关研究,占有了足够的材料,如果做法不当,即使写过专题论文或著作,在相关领域也未必真正懂行。误以为弄清楚历史事实简单易行,在事实尚未澄清之前强说认识,甚至牺牲事实将就认识,就难免或牵强附会,或剿袭陈言,写得再好看也不过似是而非的表面文章,对于所研究的历史问题本身,不可能形成深入恰当的认识。用这样的史识作为评审相关研究的凭借,不仅无从判断高下,还有可能颠倒是非。

  写得好的前提是看得出好与否,只要能够分辨高下,模仿也可以熟能生巧。如果看不出好坏,便无由循序渐进,弄得不好,还会误入歧途,不知不觉中在歪门邪道上勇往直前。因此,要想写得好,必须兼备前列三个方面的条件。一些人担忧坊间的历史认识不正确却很风行,觉得应该努力扭转。其实民众从来都是照着《三国演义》来讲三国,不可能普遍阅读《三国志》,作为讲三国的依据。要他们按照《三国志》讲三国,未免过于沉重。各自需求不同,不必强求一律,也无伤大雅。现在的问题是受互联网自媒体的影响,加上一些主流媒体的行为不无混淆视听之嫌,坊间的人多势众渐有影响学界之势。而学界自信不足者为之动摇,不能自守,难免迎合时趋,也以《三国演义》来讲三国,这才是真正令人担忧之事。

  如果说上述是史学论文写得好的前提基础,那么具体判断文字的好坏高下,也就是好看与否,就多少有些见仁见智的主观。关于陈寅恪的史学论著文字表现是否高明的争议,即为一大显例,胡适、钱穆、钱锺书等人从不同侧面有所非议,钱穆的意见还牵涉论文内容的好坏。可是程千帆等人则有理解同情的解释,还有人更进而从“跌宕文史”的视角大加推崇。与文人的观感不同,不少史家读其文觉得既契合史实,又韵味隽永,不禁拍案叫绝。如此差若天渊,令人怀疑聚讼纷纭的各方多少掺杂借题发挥的私臆。

  一般而言,好的史学论文必须能够回到历史现场,依据原有的时空位置探究前后左右的联系。凡是脱离既定的时空位置及其联系,用后出外在的架构组合起来,再分成若干方面举例证明的,大体上不会好。就史学而论,好文字不仅是字面上顺理成章,更重要的是材料与事实相互贯通,透过表象揭示背后的联系,并且能够复验。如果只是文字上自圆其说,就近现代史资料繁多,史事复杂的情形而言,并非难事。可是,所谓举证不难,反证也容易,不能贯通材料与史事的自成一说,即使看上去头头是道,与材料史事不相凿枘的情形也比比皆是。只不过非经专门训练不易看出而已。

  与清代学人整理历代文献动辄指为不通,好擅改字类似,囿于自身的学识以及各方压力(如查重和相关部门规定),编辑人和评审者也每每喜欢改动文字,而不能区分乱写和特性。由此造成学界高明的极大困扰。陈寅恪和钱锺书都曾坚决反对以后来规范为依据的擅改。可是这样的风气愈演愈烈,如果隐去名讳,选取民国时期大家的文字考验现在的学人,很可能改得通篇飘红。语言文字应该是个性化的,而规则大都后出,用后来的规则强求之前的风格,无异于削足适履,用现在的规则约束个性的发挥,形同作茧自缚。所以,标准化往往导致平庸化,一旦抹杀个性,就会充满匠气,俗不可耐。文字要保持灵动活泛,避免僵死呆板,就不能千篇一律。

  时下学术界功成名就者动力不足,潜心学问者出手较缓,各种学术刊物发表的史学论文,占比最大的大概有四种,即拿学位,升职称,做项目,争帽子,这几种情形都有量化指标的发表压力(其实出货的目的是出人,有碍于出人的出货,只能改善个人生计,学术上没有意义),不得不想方设法,功利色彩较浓,缺乏做学问必不可少的超越意识。自律者还能循着正轨,努力提升,否则不免取巧钻营。而刊物各有好尚,编辑不无定见,外审“专家”亦多隔膜,不免看热闹之嫌,于是揣摩偏爱,投其所好,自洽式的论文大行其道。

  所谓自洽,即其论题、论点、论据、论证,看似与史事有关,实则按照自定逻辑设立主题并加以论述,所有的联系经过其想象重新构建。由于题目不从事实中来,又脱离具体时空联系的约束,单就文章本身看,似乎立意凸显,条理清晰,前后呼应,文气酣畅。可是如果放到先行研究、各种资料以及史事本相的关联系统中考察,便不难发现,所说与史事若即若离,似是而非,即使作为一种历史认识,也很难立得住。陈寅恪等人早就意识到,历史曲折复杂,凡是太过清晰,难免有所失真。而史学不能以失真为代价,换取说理的条理化。可是,由于人们往往混淆历史与社会发展史的联系及分别,把呈现历史本相变成抒发胸臆的凭借,建立在简单化史事表象之上的认识,如同沙上建塔,随时可能坍塌。

  诸如此类的问题,专家式的评审往往不易查知,单就文本望文生义地加以评断,因为论点突出,论据看似有力,很多时候反而觉得写得好。这样的异常大概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之前考试博士生,有一道必出题,即列举所考科目的十本专著,并选评其中的一本。虽然这道题等于全开卷,可是每年考生列举的书,大都不算好,而选评的又往往是其中较差的一本。在他们看来,无疑觉得所选一定是好书,选评的又是其中最好的书。可见单凭个人感觉好恶,等而下之大概是普遍情形。梁启超过世时,有人指其早年引领风潮,晚年则被潮流推着走,实则一味面向新进的引领时趋,比随风而变并不见得高明多少。

  如果没有或缺乏对先行研究、相关资料和史事本相的把握,仅就文本来评审论文写得好与否,就只能判断是否写得好看,而无法评判是否写得好。尤其是面对自洽式的论文,往往觉得写得好,看不出问题所在。不要说编辑大都专职,即使是某一方面的专家,面对包罗万象的来稿,也难以判别。这样的情形,在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的外审中已经相当普遍。无论评价高低,都不能恰如其分地反映论文的真实水平。如果相关领域普遍做得不好但尚有自觉,还有改进的空间,如果做不好却对自己的学识自信满满,非但分不出好坏,还会造成负筛选,导致自洽式的表面文章充斥泛滥,使得真正好的研究成果读不懂,断不准,则是学术界的极大悲哀。